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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瑞濤:應盡快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她從事金融工作20多年,從人民幣信貸業務到外匯業務,從信托業務到房地產投、融資,從證券業到基金業,從投行業務又到商行業務,她被譽為山西金融界的“通才”。

她與中國人民銀行原常務副行長吳曉靈、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等9人一起被評為“中國杰出的女銀行家”。

她曾承擔了為山西信托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重任,幾經斡旋,與全球著名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匯豐集團共同發起成立了匯豐晉信基金管理公司。

申瑞濤,2005年6月起擔任山西省農村信用聯社主任,外界戲稱她由“洋”到“土”,負重“轉身”。

今年3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申瑞濤與40余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提交了關于“建議加快農村合作金融立法”的議案。

“農村合作金融的性質和地位是維系其發展的最根本的問題。當前,由于沒有專門法律的確認,性質不明、地位不清的問題,已經直接制約了農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并且也直接制約著其支持服務‘三農’作用的進一步發揮。”申瑞濤對《中國經濟周刊》直言。

合作金融是支農金融主力軍

“我國農村合作金融如果從解放前算起已有80余年(編者注:1923年6月,在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的指導下,我國第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河北香河第一信用合作社成立)的歷史,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如今,網絡遍布城鄉,已成為支農金融主力軍,在支持和服務‘三農’工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申瑞濤說。

自1996年中央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之后,農村信用社的屬性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有的認為應堅持合作屬性,有的則認為應按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模式予以“規范”。

目前,在主管部門的相關改革文件中,對信用社改革的方向基本確定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合作制三種形式,但實踐中,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合作的屬性越來越趨于弱化。

對此,已在農村信用社工作近三個年頭的申瑞濤認為:組織的形式與發展階段、生態環境相關,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關。無論是從歷史和現實的發展情況來看,還是從“區別對待、分類監管”的原則來看,都不能一概而論,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各地應根據自己的實際,選擇最合適的組織形式。有條件實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商業銀行的可按照相關法規進行規范,不具備條件的,應允許其依照合作制原則進行規范。

申瑞濤對《中國經濟周刊》說:“農村信用社生于農村,長于農村,天然具有與‘三農’的地緣、親緣關系。由于農村金融服務面廣、業務量大、經營成本高,且服務的農業為弱質產業,所以產業風險較大。在這種情形下,商業性的金融機構從根本上缺乏服務‘三農’的動力。”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07年9月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本外幣資產總額為50.62萬億元,其中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占據的份額為11%,是居于國有商業銀行(54%)和股份制商業銀行(14%)之后的第三大金融機構。

“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需要資金的來源無非是財政投入、信貸融資、集體投資和農民自籌四個渠道。財政投入限于其公共性,難以大幅度增加。集體經濟尚未建立起強有力的積累機制,對農業投資能力也極為有限。從信貸融資來看,政策性金融具有資金來源與運用的特定規定性;商業金融的逐利性由于農業貸款的風險較大,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農村金融的主力;而農村地區的資金互助社、村鎮銀行實力弱小。因此,解決農村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重任就責無旁貸地落到農村信用社的身上。”申瑞濤分析說。

法律缺失使合作金融遇困

我國是農業大國,13億人口中有9億多農民,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基礎產業和戰略產業。合作金融是農村金融的主力軍,但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農村合作金融的現實處境非常尷尬。申瑞濤為記者舉例:“比如,一些行業部門對農村信用社采取歧視性政策,紛紛下發文件或與商業銀行聯合發文,規定所屬系統的資金只能存入商業銀行,不能在農村信用社開戶,不能將資金存入農村信用社系統,這就不合理地限制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正當權利。”

申瑞濤介紹說,我國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自身發展的歷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底子薄、基礎差,在服務支持“三農”的長期性上缺乏足夠的、持續性的外部支持,所以形成了現在以“一農”扶持“三農”的艱難局面。近年來,國家對農村信用社雖采取了一系列的優惠扶持政策,幫助支持農村信用社的改革發展,比如對虧損信用社因國家宏觀政策開辦保值儲蓄而多支付的保值貼補息給予補償、對試點地區的信用社按2002年底實際資不抵債數額的50%給予資金支持等等。但這些外部扶持政策終究還是短暫性的,難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日益強烈的金融需求,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合作金融與農村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

“如果沒有法律作保障,如果不從立法上明確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長期的持續性的扶持(如長期的稅收減免等),那么,現在這些扶持政策已經產生的良好效果,以及農村信用社通過改革和發展取得的大好局面將難以維持好,也將難以建立有效的服務‘三農’的長效機制。”申瑞濤說。

她還表示,在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的過程中,由于農村合作金融法的缺失,農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在參照《商業銀行法》的基礎上制訂《農村信用合作社章程》來形成的,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自身合作制屬性的運行和管理特征有著天然的差別與缺陷。

“這就使得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長期停留在‘有了形式,缺乏實質內容’的階段,難以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申瑞濤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國外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從國外農村合作金融立法實踐看,各國為了推動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保護本國的合作金融紛紛設立適合本國國情的合作金融法律體系,從立法的角度確立合作金融的法定地位,以明確的法律規范來完善和保護合作金融的發展。”申瑞濤對記者說。

為了呼吁盡快啟動我國的合作金融立法程序,申瑞濤查閱了大量資料,并仔細研究了各國的成功經驗,她向記者介紹了一些發達國家的有關立法情況。

德國于1849年在萊茵地區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20余年后于1871年頒布了德國第一部合作社法――《產業及經濟合作社法》。其后合作社法幾經完善,以滿足農村信用合作及其他合作經濟蓬勃發展的需要。1949年,《德意志合作銀行法》頒布,1976年修改為《德國合作銀行法》,對德國合作銀行體系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美國1916年通過了《聯邦農業貸款法案》,聯邦土地銀行就是根據這一法案成立;1933年又通過了《農業信貸法》,建立了兩個農村信用合作機構――聯邦中期信用銀行和合作社銀行。從1916年第一部農業信貸法到《1987年農業信貸法修正案》,美國先后通過了近十個立法法案。

日本政府于1947年頒布了《農業協同組合法》,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了農協的特殊地位,規定重建后的日本農協以“促進發展農民的合作組織,提高農業生產力和農民的社會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的發展”為宗旨。同時,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也給與明確的法律規定。

申瑞濤希望國家應從明確農村合作金融的性質和地位、建立支持和服務“三農”的長效機制、促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自身規范發展及健全和完善我國金融法律體系等多方面考慮,“建議盡快啟動立法程序,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記者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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